玻璃丝印注意事项

⑧钱弘道等：《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法治与法治环境、法治建设是不同的事物。并且，为了凸显法治的特殊性，法学界还刻意区分了法治与法制——这一区别在西方法治理论中极其罕见。

总体而言，中国法治评估一开始就分化为法治环境评估与法治建设评估两大类型：前者侧重于法治的客观环境，最后又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制度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评估指标也以客观指标为主，评估方法借助难度更高的层次分析法和统计调查法。这些文件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为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搭建了基础框架性依据。并且，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统计口径经常不一致，现有统计指标之间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中国未来的法治评估需要直接评估法治，充分发挥主观指标的功能。法治评估是跨学科的产物：国际法治评估是法治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指数方法或评估方法的结合产物，中国的法治评估同样也是法治理论与指标理论、绩效评估方法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拟定都依据同样的文件：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8年《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每一个客观指标都隐含着主观意图，本质上都是主观指标。例如，1984 年贸大法学院拥有国际法博士点时，全国只有 6 所拥有法学博士点的大学，而在 2007年，全国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学科的大学有 12所，其中没有贸大法学院。

所谓师资博士生，多是为本院师资培养，除此之外，其博士毕业生在知名法学院任教的几乎没有。这主要表现在:务实的传统，强调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比较法的传统，擅长比较分析各国法律制度;英美法的传统，注重判例法研习与讨论;国际商法的传统，关注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最新进展;注重培养国际化、职业化的法律人才。直到最近两年，全脱产博士生的比例才有较大的增加。由于中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对于普通法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因此，有必要大力推广普通法教育。

[5]由于科研水平是判断法学院实力的重要标准，所以贸大法学院在国内的地位有所下降。实际上，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学习外国法，这使贸大法学院原有的外国法教学模式受到了挑战。

学生常常感到学外国法有余，学中国法不足。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法律经济学应用十分广泛。[10]笔者不太赞同认为中国法学教育规模已超出市场接纳能力这一说法。【注释】 [1]法学教育应该分工，精英法学院应该成为真正的精英。

因此，对于注重英美法的学院，如果能够再发展跨学科法律研究，两方面同时用力，就能够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当时不仅外文资料缺乏，而且国人外语水平整体比较低。这也提供了让不少新进教师出于各种考虑跨专业讲授这门课的机会，强化了他们对于贸大法学院特色专业的认同。例如，王军教授来校之前是外国法制史专业，现在除了仍担任这门课主讲教师之外，更多的专业领域集中在比较侵权法和合同法。

因此，国际商法知识体系具有杂糅的特点，很难归入国际法学学科。冯大同比沈达明小 20 岁，毕业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北京大学法律系。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产生跨学科的研究，我们至少应该能够运用美国已生产的大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无形学院对于统一研究领域、为领域提供凝聚力和方向是有帮助的。

而依照 CLSCI 公布的全国科研单位法学论文发表数排名，贸大法学院也已经从 2010 年的第 28 位上升至 2013 年的第 17 位。总的来说，沈先生长于学术，冯先生则善于教学。因为不论法官或者立法者是从哪一个途径得到结论，他必须以司法或立法语言表述他的结论及理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在 1990 年代还曾一度成为高考状元云集的高校，至今高考录取分数线一直很高。一个人可以撑起一个学科，通过一个学者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这本身就是贸大法学院发展的经验。坊间认为重要的推手就是何美欢教授，她在清华法学院开设普通法精要课程，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法律人。

由于它早期发展是为了满足对外贸易专业的教学需要，所以内容涉及公司、合同、货物买卖、信托、仲裁等，既有外国法和比较法的讨论，又有国际法的分析。[8]例如沈四宝、王军编著《国际商法教学案例(英文)选编》，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以及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美法案例精选丛书英文版。

在编教材过程中，两人角色互补，沈先生负责提供思路和材料，冯先生则负责材料加工、整合和润色。例如，国际贸易法、公司法、国际货物买卖法、三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比较合同法、票据法、国际商事仲裁、信托法、产品责任法等等。

研究各国法律动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我所用。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701 页。

沈达明教授是在民国时期读的大学，掌握几门外语，曾留学德国和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5]例如，依照 CLSCI 公布的 2010 年全国科研单位法学论文发表数排名，贸大仅排名第 28 位。【摘要】国内精英法学院的发展，不能只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导向。由于贸大法学院逐渐形成了国际商法的强势传统，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所有来校任教的外校毕业教师而言，除了上好本专业的课程以外，还得上与国际商法相关的专业课。

其次，比较法的教学与研究市场在中国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参考文献】 ［1］ 梁晨，张浩，李中清，等．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 －2002［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41 －256． ［2］ 沈四宝．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沈四宝教授作品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 明克胜． 中国法学教育的潮起潮落［C］/ / ．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3 卷第 1 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7 － 157． ［4］ 何美欢． 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5］ 冯象． 法学院向何处去［C］/ / ． 政法笔记．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39． ［6］ 杨力． 法学教育的职业主义路线修正［C］/ /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3 卷第 1 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83 － 116． ［7］ 苏力． 法学院与律所［C］/ / 苏力． 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7． ［8］ TAMANAHA B． Failing Law School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进入专题： 法学教育 精英法学院 法治 。

[9]目前，包括北大、清华、人大法学院在内，不少学校在师资引进、课程设置上都开始注重普通法教育。尔后，法学院拥有了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所谓动态研究，就是研究团队能够及时了解、教学和研究最新的法律政策，迅速回应各类国际法律热点和难点问题。参见 F． H． 劳森《圣殿:1850 年至 1965 年的牛津法学教育》，黎敏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不仅要研究国际法律动态，也要研究有关国家的法律动态。他主张建立学科专业槽，走专业主义道路。但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法学院的标准呢?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建立了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对各大院系法学学科进行排名。希望适用或解构他们的决定，他们必须掌握这种语言［4］153。

在北京，仅次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种普通法教育不只是简单复制国外的普通法教学，而是针对中国的需要加以调整，是为了与英美法系国家打交道。

例如，国际法学重点发展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民商法学突出比较民商法特色，重点发展公司法和证券法;经济法学重点发展反垄断法和金融法;诉讼法学重点发展仲裁法;法理学重点发展法律经济学和欧盟法。法治 【作者简介】侯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选择这所法学院作为研究样本有三个原因：首先，笔者曾经在这个学院服务 6 年，对其更为熟悉。虽然开放程度比以前更高，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水平却未见有大的提升。